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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是泥沼与辉煌之间的明珠。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已久，追溯到1895年，第一届国际艺术展开始，并持续到20世纪，到2019年达到第58届。威尼斯无所畏惧，正如柯布西耶预言的那样：它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因为这里极其重视一种独有的“慢”。只需想想，Aperto ’80（“开放展”）在1980年就诞生于这里。当时作为第39届双年展的一部分“开放展”致力于呈现年轻艺术家。这种形式为各大城市今后开展各种形式的大型展览开辟了道路。它是许多机构的典范，包括米兰的Salone del Mobile。因此，威尼斯可以调和过去和未来；它既可以是记忆库，也在超越自我。

　　作为策展人，鲁戈夫似乎与艺术家们非常亲近；有史以来第一次，他邀请了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们提交两件不同的作品，一件将在花园区Giardini（作为提案A）展出，另一件在军械库Arsenale展出（作为提案B）。“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至高无上的时代”，鲁戈夫说，“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表达单一观点的作品，我更喜欢那些能让公众自己提出对于这个时代假新闻问题的作品，在这个许多重要的政治决定取自情感而非理性的时刻。”这样一来，艺术家就不可避免的要回应主题并与自身竞争。 鲁戈夫的决定让自己直面风险：这或许会产生非同凡响的，抑或是平庸无奇的结果。最终，许多艺术家在其中一个展览场地呈现了他们的一流作品，而在另一个场地展出他们的二流作品。这可能是个好主意——只有79名“竞争者”参与其中并提供一件以上的作品，因此参观者更容易定位到自己——往往会像是一个回旋镖，让我们（在两地观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比较和回忆。

　　玛蒂娜：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对于艺术家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也是一种武器，应被明智地使用。我认识一些意大利艺术家，他们在参加双年展之后，停止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作者注：可以理解为在艺术事业几乎“触顶”之后出现的落差效应，以及通过威尼斯双年展获得的极大肯定带来的迷茫，使得一些艺术家需要休息）。活跃的策展人也需要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真正亲自介入到与艺术家的合作中来。我曾经在三届不同的双年展官方活动中参与策展工作（2009 年、2011年，以及2017年），我会与我邀请的艺术家一步一步仔细地跟进，共享这段旅程。我想强调一下今年这届双年展中女性艺术家在当下强烈的存在感，这不必跟女权主义挂钩，而是一门艺术，意味着包容性别的观点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玛蒂娜：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威尼斯双年展迎接着四面八方的访客们，并且将大家分流到各个充满魔力的地方，诸如军械库展区（Arsenale）、花园展区（Arsenale）、格拉西宫（Fondazione Pinault）、Prada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VAC基金会（the VAC）、威尼斯古根海姆美术馆（the Guggenheim）、Cini基金会（Fondazione Cini），以及传承趣味性和学术性的重要机构——威尼斯学院美术馆（Academy of Fine Arts）等等。

　　玛蒂娜：这一届双年展数字化担任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乔恩•拉夫曼（Jon Rafman）、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以及她采用的高度批判性; 池田亮司和Ed Atkins。这也是第二次表演作品被授予奖项，艺术家泰瑞莎•玛格勒斯（Teresa Margolles）抓住了戏剧性的女性现实，但没有剥离她和其他女性外衣，她的提名并不意外。安杰利卡•梅西蒂（Angelica Mesiti）在澳大利亚馆的视频非常有力，展现出深刻的独立感。似乎总策展人又在和野兔奔跑，又和猎犬狩猎：一边是实验性的，一边是市场导向的。他的策略说服了我，尽管他用木头和墙面把Corderie营造的像一个节日盛事，但这确实起到了作用。

　　玛蒂娜：双年展对这个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展览的这几个月期间，双年展并不是一场临时“肇事逃逸”的发生与消失；它伴随着一种文明。“双年展人”显得非常醒目，不仅因为他们穿梭在花园展区和军械库展区之间，更是因为它提升了除了美景和美食之外的城市游览方式，让人们增加了驻留在此的理由，看到许多隐藏的和不显眼的地方；相对当天来过就走的旅游方式，显得不那么匆忙。人们可以在更多画廊和大大小小的展馆里参观，同时也欣赏着威尼斯宏伟的圣马可大教堂。双年展恢复了这个城市具有文化底蕴和国际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