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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是意大利旅游线路上的三个必去之地，不仅因为这三座城市里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还因为这三个地方皆是地中海邮轮的停靠港。然而，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这三座城市都是自治的海上共和国（还有阿马尔菲，其鼎盛时期要比这三座城市的早两个世纪），同时也是竞争激烈的贸易对手。事实上，尽管这三座城市的政府经常对地中海南岸和东岸的势力发动战争，但他们最为痛恨的还是与他们同为基督徒的商业竞争对手。热那亚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Jacopo da Varagine）在他的《热那亚城纪事》（Chronicle of the City of Genoa）中，将1294年热那亚人在阿亚斯（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王国的重要港口）附近的一场海战中击败威尼斯人的胜利，与哈斯蒙尼家族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击败塞琉古帝国的胜利相提并论。此外，雅各布还提到，威尼斯人试图用“一些混淆视听的虚构之词”来“粉饰”他们在海上的落败，这又给他们增添了耻辱。措辞如此犀利的现实政治观点，均出自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之笔，这位神职人员因其所著的圣徒传记选集《金色传奇》（Legenda Aurea）而为现代学者所熟知。而《金色传奇》一书也为1298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和比萨人鲁斯蒂谦被热那亚人俘虏一事提供了生动的背景。

　　威尼斯是由为躲避蛮族入侵的难民于5世纪建立的。当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时，威尼斯从潟湖中无数岛屿形成的定居点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座水上之城。虽然威尼斯远离君士坦丁堡，且享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但它仍隶属于控制着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帝国。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出现在828年。根据传统，在亚历山大港经商的威尼斯商人盗走了福音传道者圣马可的遗体。在中世纪，盗窃“圣物”的现象十分普遍，此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商人们将偷来的圣物带回威尼斯，并在现今的大教堂所在地建造了第一座圣马可教堂来存放圣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束（1099年）后，威尼斯和意大利的其他海上共和国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为战争提供了后勤——即运输和补给支持，同时也直接参与了战斗。因此，作为奖赏，威尼斯人在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其他十字军国家获得了“领地”和贸易特权。这些领地迅速扩大了威尼斯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贸易。亚历山大港是香料和其他从南亚和东印度群岛通过海路运来的商品，以及糖和明矾等本地或地区产品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1173年，伟大的领袖萨拉丁（Saladin）为威尼斯人建造了一种商馆——仿照商栈建造的综合性设施，包括住宿、仓库和其他设施，比如教堂（提供给来访的基督徒）。

　　13世纪初，威尼斯的势力空前强大，经济空前繁荣，实力迅速崛起。1204年，在年迈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当时已九十多岁）的鼓动下，原本集结起来准备进攻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联而攻向了拜占庭帝国，并攻克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关于这次十字军东征，最广为人知的是，威尼斯一些最具标志性的物品，都是此次东征的战利品，其中包括：来自君士坦丁堡赛马场的圣马可之马，如今（以复制品的形式）仍高高地矗立在圣马可大教堂的正面拱门之上；两对斑岩雕像（通常被称为“四帝共治”雕像）被镶嵌在大教堂一层的西南角；大教堂南侧外边所谓两根阿卡之柱——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两根柱子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后从十字军的港口阿卡夺来的，但最近发现这两根柱子来自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圣波利尤克托斯教堂。

　　更重要的是，威尼斯与新即位的“拉丁”皇帝（佛兰德斯伯爵的后裔）结盟，因而在君士坦丁堡享有重要的贸易特权，并控制了通往黑海的通道。此外，威尼斯还宣称克里特岛、爱琴海的内格罗蓬特公国（今埃维亚岛）以及爱奥尼亚地区的莫东和科伦（分别为今科罗尼和迈索尼）等地为自己的领土，并将这些地方的港口收入囊中，作为横跨地中海东部的海上中转站，从而巩固和壮大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外领地，即所谓“海外帝国”。庞大的威尼斯海外帝国为波罗家族两兄弟的第一次远行创造了条件。1260年，波罗家族两兄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克里米亚的苏达克港（今费奥多西亚附近）。然而，第二年，拜占庭皇室后裔、尼西亚帝国残余政权的统治者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Michael Ⅷ Palaiologos）赶走了拉丁皇帝及其支持者威尼斯人。现在轮到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皇帝的盟友热那亚从君士坦丁堡的贸易特权中获益了——中世纪地中海两大贸易强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命运出现了大逆转。这就是马可·波罗童年时期的情况，也是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父马菲奥第一次远航前往亚洲的十多年里威尼斯所处的境况。

　　与大多数城市一样，现代威尼斯的建筑体现了各个世纪、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今天游客们所欣赏的许多景点都是在马可·波罗死后建造的，比如与圣马可大教堂毗邻的总督府以及大运河沿岸富丽堂皇的哥特式豪宅（宫殿）都是在14世纪到15世纪之间改建成如今这般面貌的。方济各会的荣耀圣母教堂和多明我会的圣乔万尼与保罗大教堂都建造于14世纪30年代，取代了13世纪较为简陋的建筑，这反映了两个修道会的迅速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里亚尔托桥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古迹之一，直到16世纪末才建成石桥。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著名台词“里亚尔托桥可有什么动静？”（第一幕第三场）反映的正是这一时代。

　　不过，马可·波罗在世时，威尼斯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尼斯宫殿的基本结构——一楼为储藏室，二楼是中央大厅和居住区——形成于13世纪下半叶。在拉涅里·泽诺（Ranieri Zeno，1253-1268）和洛伦佐·提埃波罗（Lorenzo Tiepolo，1268-1275）执政期间，威尼斯似乎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建设。1264年，一座木制吊桥建造完成，取代了横跨里亚尔托处（中央市场）大运河的12世纪浮桥，1272年连接里亚尔托市场和圣马可区的梅尔契里埃大街铺设完成。

　　这些城市改造的核心是圣马可大教堂的改造。与中世纪拉丁欧洲的其他大教堂不同，尽管圣马可大教堂规模宏大，但它不是一座面向公众的大教堂，而只是总督的私人礼拜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罗马式或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不同，这座教堂的穹顶（据说是仿照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的穹顶建造的）和马赛克壁画明显展示了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历史联系。如上文所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人们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掠夺物改变了圣马可大教堂的外观。城市通过炫耀性地展示物质财富，来庆祝自身的胜利并宣传其伟大，是我们所讨论的三个海上共和国的共同做法，但没有哪个城市比威尼斯做得更大张旗鼓、更引人注目。正如我们所知，1261年，尼西亚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威尼斯商人之前享有的贸易特权落入其竞争对手热那亚人手中，威尼斯的商业由此遭受重挫。尽管损失惨重——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拉涅里·泽诺总督对圣马可大教堂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般来说，教堂的壁画展示的都是该城守护圣人的殉难场景或其他生平场景，威尼斯人却选择以自身为核心主题：他们在教堂主立面的四个大门上方镶嵌了四幅宏伟的马赛克壁画，这些壁画描绘的是9世纪时圣马可的遗体被从亚历山大港“迁葬”到威尼斯的过程。如今，这四幅壁画中只有第四幅也就是最后一幅存留下来，但前三幅壁画（在18 世纪被其他壁画取代）在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于1496年创作的油画《圣马可广场上的》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从右往左看，前三幅壁画依次描绘了以下内容：两名威尼斯商人将圣人的遗体从坟墓中搬出并装船；遗体被装上船，并在返航途中奇迹般地躲过风暴；遗体被抬着在威尼斯城中。第四幅壁画位于圣阿里皮奥门上方，描绘的是遗体被抬着穿过圣马可教堂中央门廊（教堂的外观被错误地描绘成13世纪的样子）的场景，一队尊贵的威尼斯人在一旁观看。若换作别的教堂，壁画上描绘的肯定是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接受圣物的场景，但在圣马可大教堂的壁画中，这些神职人员被一群贵族取代，画面中的贵族看上去团结和睦，这一视觉形象掩盖了他们内部时常分裂彼此的激烈竞争。

　　与此同时，大教堂前的广阔空间——如今的圣马可广场——被铺设一新，并被建成一个舞台，用于举行各种精心编排的仪式和纪念活动，以呈现和展尼斯的虔诚、荣光与团结。在诸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马可节、圣诞节和每年一月底的圣母节等圣日，拉涅里·泽诺总督都会亲自主持仪式和活动，参加者来自全市各个教区。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活动当属泽诺总督将传统的水之祝福仪式转变成“与海成婚”。正如马丁·达·卡纳尔在他的《威尼斯史》中所描述的那样，总督走出宫殿，穿过圣马可广场。在水边，“他找到自己的主船，带着所有随从登上船，然后自己划船出海。与总督大人同行的牧师为海水祈福，然后总督大人亲自将一枚金戒指抛入水中。之后，总督大人带着与出发时同样庄严、盛大的庆祝队伍原路返回”。

　　在所有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当1295年波罗家族三人回到威尼斯时，这座城市的面貌已与尼科洛和马菲奥1260年左右离开时大不相同。当年他们离开时，波罗家族在圣塞韦罗教区（今卡斯泰洛区）拥有几处房产。回国后，他们在大运河东岸、里亚尔托市场对面和稍上游的圣乔万尼·格里索斯托莫（今卡纳雷吉欧区）教区购买了多处房产和土地。随着永久性木桥的建成（1264年），运河上的商业越来越繁盛。1228年建立的德国商馆是为了安置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商人而建，毗邻圣巴托洛梅奥教区，那里是香料商的聚居地。布商和金器商聚集在新铺设的梅尔契里埃大街。纺织品商人则聚集在圣乔万尼·格里索斯托莫教区。从亚洲回来后，波罗家族搬到了威尼斯商业活动的中心地带。

　　尽管地理位置优越，但与威尼斯和热那亚一样，比萨的繁荣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建立起来的。在11世纪与12世纪之交，比萨商人从十字军东征中获益，在新建立的十字军国家特别是安条克公国获得了贸易特权。1154年，比萨与法蒂玛王朝签订了一项条约，获准在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从事商业活动。作为交换，比萨承诺不参与十字军对埃及的任何军事行动。然而，比萨的主要商业活动范围是地中海西部。从12世纪中叶开始，比萨与突尼斯（因其连接地中海东西部要道的战略位置以及控制通往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通道而具有重要地位）和安达卢斯（即化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者进行谈判，获得了巴伦西亚、德尼亚和塞维利亚等地的贸易特权。

　　海外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和繁荣在比萨的大教堂中得到了体现。如果说圣马可大教堂显示了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关系，那么比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比萨罗马式”风格——底层的灰白色大理石拱廊、细长的圆柱和上层长廊都在彰显着古罗马的特征。这座主教座堂的建造始于11世纪下半叶。到了12世纪下半叶，比萨人对大教堂进行了扩建，建造了两座独立的建筑：一座是洗礼堂（始建于1153年），另一座是钟楼——即著名的斜塔（始建于1173年）。

　　比萨与北非和地中海的密切联系也体现在建筑上，特征之一就是装点11世纪教堂外墙的陶盘和陶碗（即巴齐尼）。这些被镶嵌在屋脊线下假拱中的陶盘和陶碗，展现了该城贸易伙伴的各类代表性陶器，比如突尼斯的绿褐色陶器（迄今为止数量最多）、埃及的虹彩陶器和西班牙的印花陶器等。当时，来自世界的陶器比拉丁欧洲的同类制品要精致得多，而将进口到比萨供普通家庭使用的陶盘和陶碗作为建筑装饰物，镶嵌在比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外墙上，远比镶嵌大理石圆形浮雕更加经济实惠。

　　比萨与地中海地区的联系对中世纪拉丁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家——来自比萨的莱昂纳多·皮萨诺（Leonardo Pisano），亦称斐波那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莱昂纳多出身比萨的商人精英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贝贾亚（今属阿尔及利亚）度过的，他的父亲在那里担任“抄写员”（即公证员和外交官）。贝贾亚拥有受保护的港口，其统治者也十分支持商业贸易，因此贝贾亚是个商业中心，既出口当地内陆商品（生羊毛、皮革、羔羊皮、明矾和蜡）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货物，同时也进口佛兰德斯地区、法国和意大利的商品，以及从南亚和东南亚经亚历山大港等港口转运来的各类物资，其中就包括香料、巴拉斯红宝石等极具亚洲特色的珍贵物品。但年轻的莱昂纳多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不仅仅是海外贸易的日常琐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父亲在远离故乡的贝贾亚海关工作，为经常聚集在那里的比萨商人服务。因此，在我年少时，他就将我接到身边，希望为我找到一个能学以致用且生活舒适的职业。他希望我在那里学习数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

　　莱昂纳多便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北非港口，学习由9世纪波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al-Khwarizmi）开创的实用代数，“算法”一词就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根据自身经验，莱昂纳多写成了《计算之书》（Liber Abaci）。该书的初稿完成于1202年，并在1228年进行了修订，以呈献给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占星家、哲学家和博学者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计算之书》因其对代数和实用数学的开创性应用而被世人铭记，它清楚地反映了商人的利益，并且重点关注货币兑换与换算、度量衡、船只装载和价格计算等问题。书中有大量以贝贾亚的核心贸易商品为背景的代数应用题，例如：“一百张山羊皮价值四十二又四分之三个拜赞特，那么二十一张山羊皮值多少个拜赞特？”“已知一坎塔尔明矾的重量相当于两坎塔尔皮革，那么装船的最佳方案是什么？”书中提到的商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粗斜纹布、比萨奶酪、胡椒、藏红花、肉豆蔻、棉花、亚麻布、谷物、油、糖和明矾等。同理，我们不难想象，在莱昂纳多去世七八十年后，年轻的马可·波罗也曾为类似的问题伤脑筋呢。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热那亚被12世纪的城墙包围，并被划分成由多利亚和格里马尔迪等大家族统治的多个街区。城市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宏伟程度均比不上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和比萨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但在1260年，作为对海滨区域进行改造的一部分，一座新的公共宫殿——圣乔治宫建造完成并投入使用。1295年（也就是波罗家族三人回到威尼斯的那一年），圣洛伦佐大教堂在派系斗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后于14世纪重建，其哥特式风格至今仍清晰可见。

　　与它的竞争对手一样，热那亚也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崛起的地中海强国。热那亚利用其在十字军港口阿卡获得的商业特权，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网，其中包括印度洋贸易海上航线的终点站亚历山大港。与此同时，热那亚商人也在向地中海西部扩张，与安达卢西亚和北非建立贸易关系。为了争夺这些利润丰厚的商路，热那亚人与东部的威尼斯人和西部的比萨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热那亚人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好斗的坏名声。阿尔易德里斯在《罗杰之书》中将热那亚人描述为“富有的商人（他们）海陆并进开展贸易，无论易事难事皆能胜任……他们精通兵法和治国之道。在基督徒中，他们最负盛名”。热那亚人天生是无畏的水手，他们勇于冒险，越过海格力斯之柱进入大西洋，并于1277年开辟了通往佛兰德斯的海上航线，次年又开辟了通往英格兰的海上航线年（即波罗家族三人启程回国的那一年），来自热那亚的两兄弟乌戈利诺·维瓦尔第（Ugolino Vivaldi）和瓦迪诺·维瓦尔第（Vadino Vivaldi）向西驶入大西洋（船上有两名方济各会修士），试图抵达印度——为两个世纪后瓦斯科达伽马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远航埋下伏笔。然而，遗憾的是，两兄弟出发后便再无音信。

　　与此同时，13世纪下半叶，欧洲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变革。13世纪50年代末，在所谓圣萨巴斯战争中，威尼斯人将热那亚人从亚洲陆上贸易路线的终点阿卡港驱逐出去，从而使热那亚在十字军王国的贸易额急剧减少，留守在十字军王国的热那亚商人也变得寥寥无几。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尼西亚帝国于1261年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将威尼斯人之前享有的贸易特权——最重要的是包括进入黑海通道的特权——转给了热那亚人。为了纪念这一命运的转变，热那亚人将从君士坦丁堡运来的石块镶嵌到当时正在修建的圣乔治宫上。13世纪70年代，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建立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贸易中心，从事粮食、蜂蜡、毛皮和咸鱼等当地产品的贸易，同时将奴隶贩卖到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和拉丁欧洲。与此同时，当蒙古人在波斯确立统治后，热那亚人便积极与伊儿汗国（其统治者为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的后裔建立政治和外交关系。13世纪80年代，大批意大利人聚集在伊儿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其中最突出、最显眼的就是热那亚人。1289年，一位名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 of Gisolfe）的热那亚商人，向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递交了伊儿汗国阿鲁浑的信件，信中提议结盟以对抗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但未实现）——这是巴斯卡勒尔多次作为官方使节出使西方的其中一次。到了1290年，已有数百名热那亚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为阿鲁浑建造船只，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也提到了热那亚商人在里海的航行。

　　热那亚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在他的《热那亚城纪事》中宣称“现在”是“（热那亚）无与伦比的时代”，并将热那亚的卓越地位追溯到1133年，因为就在那一年，热那亚被提升为大主教区。从那时起，“它的财富和荣耀大大增加”，以至于“它的辉煌和强盛已经比肩甚至超过那些国王、萨拉森人、威尼斯人的城市以及比萨人的城市”。事实上，13世纪下半叶，热那亚在各种战斗中屡战屡胜。1284年，因争夺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热那亚与比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热那亚在托斯卡纳海岸外的梅洛里亚海战中取得了胜利。正如雅各布·达·瓦拉金后来描述这次“伟大胜利”时所说：“从那时起，热那亚人便总以此事来羞辱和压制比萨人，以至于直到今天（1296年），他们还把自己的战船停在港口，禁止其他船只进入。”1290年，热那亚人摧毁了比萨的港口，抢走了之前保护港口不受敌船攻击而设置的铁链，并将铁链残段作为战利品悬挂在热那亚的各个角落：城门上、圣乔治宫的正立面以及附近各个教堂的外墙上，其中包括奥贝托·多利亚（（Oberto Doria））的家族教堂圣玛窦教堂。奥贝托·多利亚是指挥梅洛里亚海战的海军将领。

　　1287年，一位名为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士，作为伊儿汗国阿鲁浑的使节，带着给教皇以及法国和英国国王的信件路过热那亚。他受到了“一大群人”的热烈欢迎，这些人将他护送至圣洛伦佐大教堂，并特意向他展示存在教堂里的圣物。其中包括装有该城守护圣人——施洗者圣约翰骨灰的银棺，这是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热那亚人于1099年返航时，从迈拉（安纳托利亚南海岸）劫掠而来的。还有一个六边形的半透明绿碗，他们向拉班扫马解释道，这是“我们的主与他的门徒一起共进逾越节晚餐时用的器皿……是耶路撒冷被攻陷时（1099年）被带到这里的”。有趣的是，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对这件文物的来历始终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如今这件文物仍被收藏在圣洛伦佐大教堂的珍宝博物馆中，并被称为圣卡蒂诺。

　　我们不知道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作为俘虏被带到热那亚的确切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受到的待遇与拉班扫马截然不同。他们很可能看到了热那亚人战胜他们的家乡后夺来的战利品——尤其是悬挂在热那亚城门和圣乔治宫上的比萨港口的铁链残段。1291年，最初作为热那亚共和国政府大楼的圣乔治宫被改建成了热那亚的海关大楼，也许就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被囚禁的地方。如果允许他们参观圣洛伦佐大教堂，他们就会看到那幅华丽的纪念热那亚-拜占庭联盟的丝绸刺绣图（与施洗者圣约翰的骨灰和圣卡蒂诺一同保存）。该联盟是根据1261年签订的《尼姆菲翁条约》（Treaty of Nymphaeum）缔结的，《尼姆菲翁条约》是政治结盟重组的一部分，最终导致威尼斯人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并使热那亚人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黑海贸易权。对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来说，尤其令人感伤的是丝绸刺绣图中描绘的圣劳伦斯被囚禁的三个场景（描绘圣劳伦斯生平和殉道的场景共有二十个。战争的不幸将这两人带到热那亚，当时正值热那亚最繁荣的三十年，甚至连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在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撰写《寰宇记》的同一年去世）都夸口说：“热那亚为意大利人提供了最慷慨的服务，因为其市民从海外运来货物，并将货物与其他城市分享。”

　　1298年9月，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库尔佐拉岛附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马可·波罗在海战中被热那亚军队俘虏。据《热那亚城纪事》的匿名续篇记载，在这场海战中，约有7000名威尼斯人丧生，而被俘的8000人中，大部分被押往热那亚城。第二年，热那亚人“在米兰（统治者）的……敦促下，出于仁慈之心，也为了感谢上帝赐予的福佑”，与威尼斯讲和，释放了所有的威尼斯俘虏。不久之后，热那亚又与比萨达成和平协议，随后也释放了比萨的俘虏。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大概就是因此才得以重返家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