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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文化与文学史学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1924-2012）认为，18世纪欧洲的“壮游”（Grand Tour）旅行者也是社会“向外探索”的观察者。他们走遍异国土地，记录风俗、人情与制度，再将见闻带回给那些无法远行的人，以增进大众福祉，并将此视为责任和义务（摘自1987年W·W·诺顿出版公司《诺顿旅行》）。这可以被看作“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这一表达的实践化体现：身为贵族，因为拥有资源、权力和声望，所以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展现高尚的行为。这一表达也常用来强调财富、权力和声望伴随着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在《意大利游记》中，歌德多次写到了对威尼斯城市管理的思考。他写到，尽管有垃圾处理制度——人们先将垃圾扫到角落，再等大船把垃圾运往周边岛屿做肥料，但这个过程缺乏条理与纪律。另外，威尼斯原本的城市设计本应有助于保持整洁，比如石板路面、砖砌路缘、隆起的道路中轴、街边排水沟以及覆盖式下水系统——然而城市仍旧脏乱。散步时，他甚至开始替威尼斯拟定卫生条例，想象自己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市容督察，随后又自讽自己的“多管闲事”。（作者编译自企鹅出版社《意大利游记》第80页）

　　1788年6月18日，歌德回到魏玛，担任魏玛公国的矿业管理职务，同时兼任宫廷剧院的监督和导演。也继续深耕自然科学领域，尤其专注于植物学与矿物学研究。自1813年起，他系统研究阿拉伯、波斯诗歌，以及中国、印度的文学与哲学。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尼古拉斯·博伊尔（Nicholas Boyle 1946—）所描述，回到魏玛后，歌德进入了文化政治家的角色……（《歌德：诗人与时代，第二卷》）从这个角度看，歌德不断将个人经验转化为推动知识、艺术与制度进步的力量。

　　我的威尼斯之旅考虑到荷包的薄厚，没有选择住在威尼斯主岛，而是落脚在梅斯特雷火车站附近。这反而让我从大威尼斯区的地理维度理解威尼斯。梅斯特雷与主岛之间连接便捷，火车和公交仅需十分钟左右便可抵达。威尼斯的公交车已改为电动力，安静平稳且快，坐在车里，经常看到公交车和窗外的双层火车并列奔往主岛，并且车次频繁，每隔几分钟便有一辆，但是遇到高峰时段会稍拥挤，我于是再等下一班。自由行的好处正在于此，不必急于一时，但也出于防盗的考量，毕竟，意大利的盗窃问题日益严重。

　　这反映了公共与私密是被定义的：晒衣物被视为私密的暴露，而晒身体则被理解为公共空间景象。阳光下的身体，即便是个体化的、并不总赏心悦目，也因为与“健康” “自在” “度假风景”联系在一起，而被美化与合理化。衣物或身体的价值已不再取决于美观与否，而在于哪种可以公开呈现、哪种必须被隐藏——即社会规范对可视生活的界定。而且拥有烘干机，意味着“可以不在外晒衣”，也被视作“文明/现代”的标志，虽然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百姓福祉或保护有限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