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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尔瓦多·塞提斯在《假如威尼斯消失》一书中，发出了这样振聋发聩的提问：谁才是威尼斯真正的居民？是什么灾难导致了他们的灭亡？城市有灵魂吗？谁在消灭历史城市？威尼斯的价值何在？他以“威尼斯”为例，用广博的学识和专业的眼光度剖析了现代社会里城市建设的诸多问题，用雄辩揭穿房地产商的破坏和历史名城最弱的命运。在他看来，人类应该建造可以生活的城市和景观，而不是以欣赏为目的—— “环顾四周，尽情沉迷于城市和风景之美还远远不够——我们不期望从美中获得奇迹般的拯救，来赦免一切的罪责。”

　　对于现代社区而言，遗忘并不仅仅意味着忘记自己的历史，或者产生对美的病态迷恋，这种遗忘就像试图宽慰我们的沉闷装饰。这主要是因为遗忘了重要的东西：威尼斯较之其他城市的特殊性、独特性和多样性，以及相较于其他城市更多的优点。所有人都以自己的特质为荣，而这些特质只有在对比他人的天赋和经验时才能展现或被充分利用。城市同样如此。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事件、城市形态、建筑风格、城建材料及植被景观。基于此，居民体验和热爱城市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座城市都应该在其城市遗产的基础上规划未来。不仅如此，每座城市也有其特定的发展特征，并可以通过与其他城市的互动和对比，发现意义、优势和使命感。所有的城市都是在历史长河中做出大量选择的结果，这些选择在每个岔路口都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每座城市中其实都含有许多其他城市：过去的城市，以及本可能成为却从未成为的其他城市——有时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相似性或关联性从其他城市中窥见。城市的纬度、位置形态与城市的制度、发生的事件、居民的规划和希望以及他们的未来密切相关。就如织锦一样，需要世世代代努力，互相成为彼此的重要组成部分、互为因果。

　　意大利由大量古城组合而成，被称为百城之国，但其城镇规划却一再变动：从希腊和伊特拉斯坎诸城到罗马及其疆土，贯穿漫长富饶的中世纪，并最终穿越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壮观场景。因此，每一次它都经历了彻底的重建，在此过程中保留并重复使用墙壁、道路、神殿以及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桥梁。所有的这些都带有过去的丰富痕迹，不容忽视。由此，我们面对意大利的老城市，仍旧能认出——或想象出——维吉尔（Virgil）、但丁（Dante）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曾走过我们如今走过的同一条路。这趟精神之旅将我们从西西里岛一路带到阿尔卑斯山，让我们见证各种无与伦比的城市建筑。其精神不仅体现在教堂、公共广场和宫殿中，还体现在制度设计和治理模式中，从那不勒斯王国到海上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都可见一斑。针对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我们不断思考公民性的本质，并根据过去的情况验证当下。我们可以轻易分辨出巴勒莫或那不勒斯的照片与热那亚或威尼斯的不同。然而即使在这绚烂的多样性中，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一条共同的（意大利的）主线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此时，威尼斯已成为东欧和北欧之间重要的贸易枢纽，商业联系确保了拜占庭皇帝的贸易特权。马可（Marco）是精神和政治中心，里亚托（Rialto）是商业中心。 总督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1172 － 1178）在两岸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组成了今天的圣马可广场，桥上两个著名的柱子是象征。 （图片出自1400年的手抄本《马可·波罗游记》，现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Medieval Histories 图

　　同样的，人们可以从但丁的托斯卡纳诗中联想到西西里诗人，也可以从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小说《剑底鸳鸯》（The Betrothed）中看到意大利19世纪的政治统一以及意大利方言发展为统一文学语言的过程。时间连续性和物理空间共同构成了两极，而意大利城市（也就是文明）的故事游移于此二者之间：这是一段包括了工业和艺术、音乐和诗歌、农业和写本、建筑师和药剂师的历史。在定量和变量的相互作用中，

　　根据目前的行政区划，威尼斯市辖区包括麦斯特（Mestre）、马格拉（Marghera），以及位于泰塞拉（Tessera）的马可波罗机场在内的广阔陆地区域。过去几十年间，大部分威尼斯人，尤其是年轻人都移居到了这些地方。在这种内部迁移发生的同时，整个威尼斯市的人口总数却在1971~2011年间下降了近10万，从363062人跌落到263996人。而威尼斯历史中心区的人口数据，下降幅度更大：1540年 129971

　　正如数据所示，威尼斯在过去的6个世纪中唯一的一次能与现在相比的人口骤降，发生在1630年瘟疫之后。一个多世纪后，城市人口才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尽管当时的人口数据并不完全可信，但1348年发生的瘟疫同样是灾难性的。据估计，当时的人口数量从12万人骤减至5.8万人。这也仅略微超过现在的情况。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威尼斯爆发了一个新的问题。1950年，城市注册登记的新生儿为1924名，同期死亡人数为1932名（基本相近）。而到了2000年，威尼斯有404名新生儿，而死亡人口则有1058名。

　　这就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坎普·圣巴托洛梅奥（Campo San Bartolomeo）的莫雷利制药公司（Morelli Pharmacy）设置了一个计量器来显尼斯人口每日减少的数量。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倒计时钟并非由公共机构安放，而是由一群当地居民自发设置的。作为其中的一员，马特奥·塞基（Matteo Secchi）甚至说：“我们很快就会为威尼斯举行葬礼，将棺椁一路列队抬到市政厅。”此外，住在历史中心区的威尼斯人“实际上并不能选举自己的市长，因为麦斯特居民（大陆居民）数目超过他们三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贾瓦齐（Francesco Giavazzi）说道。

　　那么，谁才是威尼斯真正的居民？是什么灾难导致了他们的灭亡？当城市逐渐变空，富人和名人相继涌入并不遗余力地购买房产——这是身份的象征，尽管一年中他们只会在此待5天。这股潮流极大地扭曲了市场，房价的不断提高使威尼斯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城市。威尼斯成为第二住所房主们的乐园，他们以浮夸而光鲜的形象短暂出现，然后便消失几个月。与此同时，每年有800万游客涌入威尼斯的街道和河流，在这里度过了总共3400万个夜晚。威尼斯的最大承载力是1200万名游客（Giuseppe Tattara，Contare il crocerismo/Quantifying Crusing，2014），这意味着游客数量以140∶1的高比例远超威尼斯居民。这种毁灭性的失衡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一枚炸弹，彻底地改变了人口和经济现状。这座城市由单一的旅游文化主导，摒弃了它的原生居民，桎梏了留在那里的人，让他们从事服务业。威尼斯已无计可施，只能提供客房、酒店、餐厅、房产中介，以及出售传统产品（玻璃和面具等）的纪念品商店，并举办虚假的嘉年华，来为城市涂抹上忧郁的妆容，为集市营造热闹的氛围。这使他们短暂地忘记了折磨他们的痛苦，但在扫清居民的同时也分离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凝聚力，损毁了公民文化。

　　与此相反，将威尼斯人逐出威尼斯的单一旅游文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全市2400家酒店和其他民宿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称，如果威内托大区不采取措施阻止当前的趋势，那么该市历史中心区内客房的数量可能很快就会达到5万间，进而全面占领该区域。大运河这条在独特城市里的独特“公路”，从2000年起见证了一系列机构的关闭，包括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和当地教育中介、司法机关、交通部门、中期信贷银行（Mediocredito）、德国领事馆，以及其他20家产权单位、医疗诊所和商店。这些都是为了给16家新旅馆的建造腾退空间（这意味着每年都要新建2~3家），从而创造出了共计797间客房，其中不乏豪华套房。威尼斯历史中心区曾有的多种职能已消失不见，并被单一的旅游文化取代。

　　今天的威尼斯人在第二住所房主或游客的海洋中，是否可以再次成为一个不再日益减少的集群，不再像滥伐森林的幸存者那般？他们也许可以，但前提是我们不能放弃那些“为了生存而骄傲抗争的人，他们的城市每天受到数百万外国人的入侵，却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投资”（Polly Coles,The Politics of Washing: Real Life in Venice,2014）。威尼斯正处于很快就会失去所有威尼斯人的风险中。要想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使像我们这样的非威尼斯人也必须成为这个城市居民的一部分，成为美和记忆的守护者，并致力于孕育未来。即使我们不常来威尼斯，也应该这样做，并向它表达应有的敬意。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威尼斯所代表的城市形态最高水平和它的生活方式（居民理念），并且需要一份规划来使城市的血液（比如城市居民）重新流动。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思考威尼斯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他城市，包括我们自己居住的城市，也能更好地了解它（和我们的城市）的意义和命运。